嘉庆四年九月初七，大巴山深处的雾气还未散尽，白莲教“襄阳老营”的议事帐内，王聪儿捏着半张浸了雨水的“永业田凭”，指尖摩挲着黄麻纸上的朱砂官印。这是三天前从官军俘虏身上搜出的，凭照左角绘着简化的井田图，右栏用小楷写着：“郧阳府竹山县荒田十亩，东至山溪，西至松岗，凭此据可向州县领取番薯种三斗、铁犁一具。”

“姐妹们，清廷要拿田亩拴住咱们的脚了。”她将凭照往火塘里一丢，火苗“腾”地窜起，把“左手拇指印”几个字烧得卷曲，“去年在房县，官军烧了咱们的‘均田册’，如今倒学起咱们的招儿来了。”

帐外突然传来骚动，哨探押着两个浑身泥污的百姓闯进来——是刚从兴安州逃来的流民，怀里紧抱着用油布裹着的《耕织数据册》。翻开册页，每页都盖着“兴安屯田总局”的紫漆大印，首行印着嘉庆帝御笔：“凡归田者，男丁记力，妇人记艺，孩童记龄，三载无过，田亩永为己业。”

“这是官军发的？”王聪儿盯着册中“沙壤宜粟”的图示，忽然想起教中“老掌柜”曾说过，乾隆朝陕西巡抚毕沅编《关中胜迹图志》，也用过类似的土壤分类法。

“回仙姑，”年长的流民扑通跪下，露出掌心的红泥印，“官军在山口设了‘数据站’，量手长、验脚茧，说能耕的给好田，会匠的编进铁铺——还给咱们画了‘地力图’，哪块地该种啥，都写得明明白白。”

帐内教众窃窃私语，有人摸出怀里的“教中凭证”，粗麻纸上只写着“劫富济贫”四字，比起清廷的田凭，倒像孩童涂鸦。王聪儿忽然看见火塘里未烧尽的凭照边角，“左手拇指印”的朱砂印在灰烬中格外刺眼——这分明是学自教中“歃血为盟”的仪式，却变成了拴住流民的枷锁。

千里之外的紫禁城，嘉庆帝正在数据房查看《川楚屯田进度图》。图上用不同颜色的算珠标注：红色代表未收复区，黄色是“永业田凭”发放区，绿色已开垦成田。兴安州的绿色算珠逐日增多，郧阳府却有几处红色算珠顽固地钉在竹山、房县交界处——那是王聪儿的老营所在。

“皇上，勒保急奏，”军机章京捧来黄绫折，“白莲教在房县散谣，说‘田凭是官军的牵驴绳，秋后要连人带田一起收’。”

颙琰冷笑一声，抽出《白莲教众成分分析表》——这是数据房根据被俘教众口供整理的，30岁以下青壮占六成五，其中佃农、流民又占八成。“他们怕的不是田凭，是咱们断了‘裹挟流民’的路。”提起朱笔，在分析表空白处画下“田凭+数据册+匠人编户”的三角模型，“传旨勒保，在流民聚集区开‘数据公廨’，当场丈量田亩，刻碑立界，让百姓亲眼看见‘东至某山，西至某河’不是虚字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