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庆四年八月十五，养心殿东暖阁烛影摇红，嘉庆帝捏着勒保八百里加急奏折，指腹碾过“白莲教众二十万”几字，目光落在墙上新挂的《川楚陕流民分布图》。这幅图以郧阳、兴安为中心，用靛青染出山脉，赭石勾出河流，流民聚集处皆以针孔细点标注——那是户部责令三省衙役徒步丈量三月的成果，每十个红点旁注一行蝇头小楷：“乾隆五十九年旱，逃亡三千二百户”“嘉庆三年水，冲毁良田万亩”。郧阳府墨色最深，流民占比三成七，密密麻麻的红点聚成暗云；兴安州青绿色块间嵌着大片灰白，标注“无主荒地五十二万顷”，每道边界都经《大清一统志》核对，误差不逾半里。

“皇上，还是得剿。”军机大臣董诰的声音混着铜漏滴答，“教匪裹挟百姓，不除恐成燎原。”他袖中露出半幅舆图，边角还沾着刑部卷宗的朱砂批注。

嘉庆帝突然伸手按住《农政全书》，指尖划过徐光启手书的“区田法”，泛黄纸页间还夹着直隶总督刚呈的番薯亩产清单：“万历间北直饥荒，徐文定公以区田法活民十万。朕问你，川楚荒地几何？”展开随身携带的《土壤肥力分类表》，表中用蝇头小楷记着三年前清查结果：郧阳府红壤占六成，土性黏重宜种番薯，需掺河沙三成改良；兴安州沙壤四成五，含沙量过七成，须播耐旱粟米，每顷需施牛羊粪两千斤。这些数据皆来自州县“地保鱼鳞册”，经数据房算生用“衰分术”加权平均。

“回皇上，报荒田……”董诰一时语塞，他知道皇上案头那本《赋役全书》，每一页都用蝇头小楷批注着各省隐田数，乾隆朝的“盛世滋生人丁”早成虚账。

“不是报，是算！”嘉庆帝抄起算盘，檀木珠子在烛火下泛着温润光泽，这是他从和珅府邸查抄的旧物，算珠上还留着权臣盘剥的体温。“每户授田十亩，需田十二万顷。图中无主荒地五十二万顷，足安置五十万人——勒保奏报教匪二十万，除去老弱妇孺，青壮不过七八万。”算珠噼啪作响，他突然想起去年在数据房，秦蕙田曾用同样的算盘核出山西藩库亏空，“《周礼》云‘以土均之法辨五地之物’，今以地养人，人还治地，何需大动干戈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