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皮罐里的杏仁年轮

推土机的轰鸣像某种钝重的心跳，捶打在城市即将消失的旧肌理上。钟华踢开脚边半块预制板时，脚尖触到个硬邦邦的东西，埋在碎砖块和缠绕的钢筋网里，只露出截锈迹斑斑的铁皮边。“这什么？”他弯腰去扒拉，指甲刮过铁皮表面，剥落的锈粉簌簌掉在劳保鞋上，露出底下暗沉沉的金属光泽——是个方方正正的铁皮糖果罐，边角磕得变了形，像被无数只脚踩过，又被时间遗忘在某个潮湿的角落。

阿玉正蹲在不远处，从一堆发霉的旧书里拣出本《飞鸟集》，书页间夹着干枯的三叶草。听到声响，她抬起头，额角沾着点灰，在夕阳里像粒细小的星。“找到什么了？”她走过来，鞋跟碾碎了块剥落的墙皮，露出底下红砖的粗糙纹理。

钟华把罐子拽出来，分量比想象中沉些。罐口的铜锁早锈成了疙瘩，他用随身带的瑞士军刀撬了半天，“咔哒”一声，锁扣应声而断，铁锈粉末飞进空气里，混着拆迁现场特有的尘土味。就在盖子掀开的瞬间，一股极其微弱却异常清晰的香气涌了出来——是杏仁，烤得微焦的杏仁，带着点陈年老糖的甜腻，像被封存在时光琥珀里的气味标本。

“杏仁糖？”阿玉凑近了些，鼻尖轻轻翕动，“这味道……好像我奶奶以前藏在饼干盒里的那种。”她的声音里带着点惊讶，这香气太具体了，具体到能让人看见某个穿着蓝布衫的老人，在昏暗的厨房里揭开铁盒时，那小心翼翼的模样。

钟华把罐子倒过来，里面没有糖，只有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糖纸，和一块垫在罐底的、已经发黄的硬纸板。他抖落出糖纸，最上面那张印着老式火车图案，车头是圆润的流线型，漆成亮红色，车轮上的辐条清晰可见，烟囱里冒出的烟圈是螺旋状的，一圈圈升向画纸上方的蓝天白云。

“这火车……”钟华的手指划过糖纸上的烟圈，“像不像我们在敦煌拍的那个热气球？”

阿玉立刻凑过来看。去年秋天，他们在敦煌鸣沙山，看着一个橙红色的热气球在暮色中升空，火焰喷射时，尾气形成的螺旋状气团，就在湛蓝的天幕上画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弧线。她记得当时自己举着相机，钟华站在她身后，轻轻扶着她的胳膊，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，远处的驼铃偶尔响一两声，混着热气球火焰的“噗噗”声。那张照片后来洗出来，就放在他们客厅的书架上，热气球的烟圈和糖纸上的火车烟圈，此刻在记忆里重叠，像某种跨越二十年的巧合。

“真的很像。”阿玉的指尖也落在那圈烟纹上，糖纸因为年代久远而变得脆薄，纹路却依然清晰，“就是颜色更艳些，像刚出炉的样子。”

她翻到糖纸背面，上面用蜡笔歪歪扭扭写着五个字：“等火车到站”。字迹很稚嫩，笔画边缘带着蜡笔特有的毛糙感，颜色是一种很柔和的橘粉色，像融化的草莓冰淇淋。

“这蜡笔颜色……”阿玉突然停住了，她抬起头，看向钟华，眼里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光，“你记不记得我妈织的那条彩虹围巾？”

钟华当然记得。那是阿玉母亲去世前织的最后一条围巾，用了七种颜色的毛线，从最深的藏青到最浅的鹅黄，一圈圈绕上去，像把彩虹缠在了脖子上。其中有一段过渡色，正是这种柔和的橘粉，从粉色里透出点暖橘，像夕阳刚染红天边时的颜色。他曾问过阿玉，为什么这颜色这么特别，阿玉当时摸着手腕上母亲留下的玉镯，说：“我妈说，这是她年轻时在上海见过的一种老蜡笔的颜色，叫‘夕阳熔金’。”

现在，糖纸上的蜡笔字，那颜色的分层和晕染，和那条围巾上的橘粉色段，几乎分毫不差。仿佛写这五个字的孩子，手里握着的，正是阿玉母亲年轻时用过的同一款蜡笔，而那颜色，跨越了时间和空间，在这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罐里，与一条未完成的围巾遥遥相望。

“等火车到站……”钟华低声念着这五个字，心里某个角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这是谁写的？等哪趟火车？火车到站后，又在等谁？糖纸边缘有些磨损，像是被无数次展开又叠起，那五个字的笔画里，似乎藏着一个孩子执着的等待，和某种未说出口的约定。

暮色不知何时已经漫了上来，拆迁工地的灯次第亮起来，惨白的光线打在废墟上，却驱不散角落里的阴影。钟华把糖纸举起来，对着远处一盏昏黄的路灯。糖纸很薄，光线透过纸面，把上面的火车图案和字迹都照得透亮。

就在这时，阿玉轻轻“啊”了一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