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安澜号”的探照灯照亮英舰“伊丽莎白号”的船名时，陈阿福想起在巴达维亚看到的荷兰战俘：“红毛人的战争，”他对炮手说，“不过是让更多土着看清他们的贪婪。”水雷爆炸的火光中，英国舰队的阵型愈发混乱，而清国战船始终围绕着侨商聚集的浅滩区机动，用炮火编织起保护的屏障。

是夜，当帕默斯顿在旗舰会议室看到清国的《护侨宣战书》，才发现自己陷入了道义的泥潭：“贵国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多次袭击清国商船，扣押侨胞三百二十七人，”文中附带着侨商的血手印和荷兰幸存者的证词，“今特起水师，护我侨民，正我海权。”这些数据，比炮弹更精准地击中了英国的殖民软肋。

三天后，当英国舰队在深水区清点损失，帕默斯顿不得不承认：这场战争的失败，始于开战理由的先天不足——英国为垄断而战，清国为护侨而战；英国靠武力威慑，清国靠数据证明。而马六甲海峡的每块暗礁、每片浪花，都在清国的实测数据中，成为正义的注脚。

伦敦《泰晤士报》的社论后来不得不承认：“清国的开战理由，藏在他们随身携带的算筹里——那些看似冰冷的数据，实则是千万侨胞的生存希望。当英国舰队的炮火试图摧毁这些算筹，就注定了在道义与战术上的双重失败。”

马六甲海峡的硝烟中，清国水兵们在破损的战船上修补“护侨”军旗，旗面上的弹孔与算珠纹交相辉映。这场以数据为刃、以正义为甲的海战，让南洋的天空第一次清晰地映照出：蒸汽时代的海权之争，从来不是单纯的舰船对决，而是两种文明模式——掠夺与共生——的终极较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