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初五的太和殿檐角垂着菖蒲艾草，铜鹤炉中飘出的沉水香混着晨露气息，在丹陛上凝结成雾。暹罗使节帕雅·素里雅的蟒纹纱笼扫过汉白玉台阶时，望见殿内中央架着丈余高的“黄金储备数据塔”，三十六层紫檀木格上，金饼按“康熙朝至嘉庆朝储备量”依次排列，最顶层的鎏金葫芦尖直指穹顶“数据治世”匾额。

“贵使所求官票铸造法，”嘉庆帝的声音从九龙椅上传来，手中托着的鎏金算盘正咔嗒作响，“实则是‘数据为本，银钱为表’的治币之道。”御前太监掀开黄绫，露出《官票含银量数据对照表》，明码标注“一两官票含纯银三钱六分，折黄金二分四厘”，旁注“乾隆朝至嘉庆朝银钱波动曲线”，暹罗铢与安南盾的兑银率用朱砂标得醒目。

帕雅·素里雅的目光被数据塔底层的羊皮卷吸引，那是《亚洲黄金流向图》，红色箭头从缅甸矿山指向大清户部，在广州港分出支流至暹罗、安南——恰与本国商队运载的黄金数量暗合。“我主恳请共享官票形制，”他双手奉上镶红宝石的金册，“暹罗愿以湄南河金矿三成收益为质。”

“货币之要，不在形制，而在‘数据锚定’。”嘉庆帝起身指向殿东侧壁画《万国银钱光谱图》，各国货币按含银量排列，暹罗铢的“百分之八十三”与安南盾的“百分之七十九”在图上显出油渍般的暗斑——那是数据房标记的“成色不稳定区”。“三年前贵国商民在广州用掺铅银币，”他忽然取出验银戳记的暹罗铢，“含银量竟从申报的百分之八十三跌至百分之七十。”

安南使节阮文瑞的交领长袍猛地绷紧，他认得那枚银币，正是阮朝户部去年私铸的“景兴通宝”。数据房典簿陈杰捧出算筹盒，三十六枚乌木筹在黄铜盘上排出“银价-铸币成本公式”：“若各国自铸货币而不公示含银量，”他敲了敲代表暹罗的红色筹，“市场便如这盘散沙，今日值十文，明日可能只值五文。”

嘉庆帝忽然展开《银钱数据同盟章程》草本，首页绘着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状金线，每条金线末端系着暹罗、安南等国的货币符号：“朕提议建立同盟，以大清二百万两黄金储备为锚，”他指尖划过“数据核验条款”，“各国铸币含银量须报数据房备案，误差超过百分之零点五者，按《九章算术·均输章》课以十倍罚金。”

帕雅·素里雅盯着“黄金储备二百万两”的朱砂批注，想起东印度公司的密报曾称“清国黄金储备不足五十万两”，此刻数据塔上的金饼层层叠叠，竟比传闻多出数倍。当他的目光落在“货币含银量公示表”上，忽然发现大清官票的“百分之三十六”含银量，恰与黄金储备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——原来清国早已用算筹，在银钱与黄金之间搭起了数据的桥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