甲子日，曹髦见战事吃紧，下诏道：“如今朕的车驾驻扎在项地，大将军司马昭奉命代行天罚，进军淮浦。昔日相国大司马出征，都与尚书一同前往，如今也应如此。”于是，他命令散骑常侍裴秀、给事黄门侍郎钟会与司马昭一同出征。这一安排，既体现了曹髦对此次平叛的重视，也显示出他对司马昭的信任，希望他们能齐心协力，早日平定叛乱。

秋八月，曹髦再次下诏：“昔日燕刺王谋反，韩谊等人因劝谏而被杀害，汉朝为表彰他们的忠义，提拔了韩谊的儿子。如今诸葛诞叛乱，他的主簿宣隆、部曲督秦絜坚守忠义，在关键时刻据理力争，却被诸葛诞杀害。他们虽不像比干与纣王有亲属关系，却同样为忠义献身。朕封宣隆、秦絜的儿子为骑都尉，加以赏赐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他们的忠义之举。”这道诏书，不仅是对宣隆和秦絜家人的安抚，更是在向天下宣告，魏国不会忘记任何一位为国家献身的忠义之士。

九月，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，曹髦宣布大赦天下。这一举措，让许多因各种原因获罪的人看到了希望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矛盾。

到了冬十二月，吴国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。吴国大将全端、全怿等人率领部众归降魏国。

甘露三年（公元258年）的春天，二月的寒风还未完全褪去，战场上却已硝烟弥漫。大将军司马昭率领大军，经过一番苦战，终于攻陷寿春城，成功斩杀了叛乱的诸葛诞。

三月，曹髦站在朝堂之上，神色庄重地下达了一道诏书：“自古以来，战胜敌人后，收集敌人的尸体堆成京观，是为了惩戒叛逆，彰显武功。汉武帝元鼎年间，将桐乡改名为闻喜，新乡改名为获嘉，以此纪念南越的灭亡。如今，大将军司马昭亲自统领六军，在丘头扎营，对内平定了众多乱臣贼子，对外消灭了贼寇，功劳惠及百姓，威名远扬四海。对于这克敌制胜之地，理应有一个彰显功绩的名字。朕决定将丘头改名为武丘，表明是以武力平定叛乱，让后世子孙永远铭记，这也和设立京观、改名闻喜、获嘉的意义相同。”这道诏书一下，武丘这个名字，便成为了魏国平定叛乱、彰显国威的象征。

时光流转，到了夏天五月，曹髦为了表彰司马昭的赫赫战功，打算授予他相国之位，封他为晋公，赐予食邑八郡，还准备赐予九锡之礼。这一系列的封赏，可谓是极高的荣誉。然而，司马昭却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他前后九次推辞，坚决不肯接受。他的这一举动，既显示出他的谦逊，也让朝堂上的众人对他的心思捉摸不透。但最终，在曹髦的坚持和群臣的劝说下，司马昭还是暂时接受了这些封赏，魏国的朝堂格局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六月丙子，曹髦又想起了一件往事，他下诏道：“曾经，南阳郡山贼猖獗，企图劫持原太守东里衮作为人质。在这危急时刻，郡功曹应余挺身而出，独自一人保护东里衮，使他免于危难。应余在这场混乱中不幸牺牲，他以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太守。朕下令，让司徒安排应余的孙子应伦为官，使他能得到祖父坚守气节的回报。”据《楚国先贤传》记载，应余字子正，天生正直坚毅，崇尚仁义。建安二十三年，他担任郡功曹。当时，吴、蜀两国与魏国对峙，边境战事频繁。宛城守将侯音煽动山民，据城反叛。应余和太守东里衮在混乱中出城逃亡，侯音派出骑兵追赶，在离城十里的地方追上了他们。叛军乱箭齐发，射向东里衮。应余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，用身体挡住飞箭，身上连中七处创伤。他对着叛军喊道：“侯音狂妄狡诈，发动叛乱，大军很快就会赶来，你们很快就会被诛杀。我知道你们原本都是善良之人，没有恶意，应当弃暗投明，为何要受他的指挥？我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太守，就算因此丧命，只要太守能平安无事，我也死而无憾。”说完，他仰天大哭，血泪俱下。叛军被他的忠义所感动，放过了东里衮。然而，应余却因伤势过重，在叛军离开后去世了。后来，征南将军曹仁平定了侯音之乱，上表奏明应余的事迹，并为他举行祭祀。太祖曹操听闻后，感慨良久，下令在荆州为应余家的门闾进行修缮，还赏赐了千斛谷物。东里衮后来成为于禁的司马，在《魏略·游说传》中也有记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