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时，高文革的姥爷撞完树后，又舞起了棍。那棵树刚“歇了会儿”，又有一人过来撞它，奇怪的是，树与人都没表现出痛苦的样子。

贾新艺也在练武场，他正对着树上的缠布，有模有样地比划着，完全是在照猫画虎。

贾新艺来学武术，是他妈妈的主意。

他妈妈觉得这孩子胆子小，练武能壮壮胆，所以贾新艺每天一写完作业就往这儿跑。

葛根柱的练武场人气不定，时而人多，时而人少。

老头对大家来练功的时间没什么要求，有空就来，来了想学他就教，不想学随时能走，想练就再来，大家都非常自由。

好多人一时心血来潮，想拜老头为师，可老头一般都不收，总是说：“想学就来呗，用不着搞这些形式。”

老头有三位徒弟，其中两位是在奎龙收的，还有一位是刚到这儿时收的。

很多人想拜师，他都不让，总念叨着：“拜不拜师没啥用，大家想练就来练，拜师没多大意义。”

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今天练功场上只有贾新艺他们三个，以及那三位徒弟。

段永军、郝建国、陈国兴三人，一位在压腿，两位在站桩，他们都是保东技校的学生，1965年参加考试，被推荐上了技校，相当于中专学历。

段永军和郝建国是从郊外农村考上的，特别珍惜这个机会，上学时就一心想着好好学习，将来当一名高水平的技术工人。

可上学还不到一年，文革就来了，奎龙市乱成一团，公汽上、大街上到处都是小偷，每天都有无数起打架斗殴的事情发生。

一天傍晚，他俩结伴去公园游玩，不巧碰上了一个小偷。

那小偷撞了郝建国一下，郝建国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，发现兜里的学生证没了，里面还夹着一元钱呢。

郝建国眼疾手快，一把将小偷拽住，没想到这一拽，给自己惹上了麻烦。

郝建国大声说道：“把学生证还我！”

小偷把学生证还给他后就跑了。

可没过一会儿，小偷带着四个人回来，把他俩狠狠揍了一顿，还抢走了他们身上仅有的两元一角五分。

文革期间成立造反革命队时，两人毫不犹豫地参加了，当时他们心里就一个想法：不想再被欺负。

那天，他们看到葛根柱打人的动作十分潇洒，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就希望能从老头这儿学点本事。

后来，老头从牛棚回家去认错时，他们主动提出拜师学武，成了老头的徒弟。

陈国兴拜师稍晚一些，是进沟后跟着段永军他们来拜师学武的。

前前后后跟着葛根柱学武的人还挺多，大概有二十多人。

这三个徒弟今天都能来练功，实在不容易。

葛根柱知道车间任务重，大家还得开会学习，所以他总说：“工作学习比学武重要。”

葛根柱学武的经历也很偶然。

当年他闯关东，在林区伐木时认识了一位大哥，这位大哥会武术，因为犯了命案，躲到了林区。

夏天，大哥守着林区工棚，冬天就和大家一起伐木。

葛根柱第一年伐木，手法生疏，没挣多少钱。

开春别人都走了，他却没走。

他把挣的钱给了弟弟，让弟弟带回山东老家，自己则和那位大哥留了下来。

两人一起采山货、打野兽，冬天到了，他们把晾干的山货和野兽皮卖给大家，也分了不少钱。

这半年，葛根柱不仅挣了钱，还跟大哥学到了一些武术的皮毛。

大哥没有正式收徒，也谈不上特意教他什么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看大哥练，自己跟着学的。

大哥站桩，他就跟着站桩；大哥盘树，他也跟着盘树；大哥舞棍，他同样跟着舞棍。大哥找来一些石头，又是举、又是抱、又是抓，他也有样学样。

大哥不反对他跟着练，还对他说：“你这年龄学武，基本功是来不及了，想练就练吧，不过记住一点，练可以，但千万别勉强自己。”

葛根柱跟着大哥学了两年，有一天，大哥突然不辞而别，从那以后，葛根柱就只能自己一个人练武了。

如今，他成了师傅，虽然武学知识和理论懂得不多，但他始终记得那位大哥说的“不可强练”这句话。

所以，但凡有人找他学武，他都会叮嘱一句：“练可以，但不可强练。”

在他这儿练武，没有什么组织和规矩，原则就是有空就练，没时间就不练，一切都顺其自然。

李风顺看着葛根柱穿上衣服，半蹲在树旁，便说：“姥爷累了，我也累了，回家吧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