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过深思熟虑，李渊最终采纳了刘文静提出的一时权宜之计——向始毕可汗称臣纳贡。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但李渊明白，只有暂时忍辱负重，才能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。双方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后达成约定：若能打下长安，长安城中的金银玉帛归突厥，而子女土地则归李渊。李渊的这一决策，表面上看似是对突厥的妥协，但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突厥的支持，确保太原根据地的安全，为他进军关中解除后顾之忧。始毕可汗果然被这一承诺所打动，派特勤康稍利带兵五百、军马二千匹前来相助。虽说此计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帮助李渊在初期稳定了局势，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确实有些卖国而引狼入室之嫌。然而，李渊作为主事之人，岂能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！他深知，在当时的局势下，中原大地群雄并起，各方势力割据一方，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。在这种乱世之中，他必须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，而向突厥称臣纳贡，或许是他唯一能在乱世中崛起的办法。

当唐王朝刚刚定鼎关中，局势尚未稳定之时，突厥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履行旧议。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者前来索要财物，“前后响遣”，数目之多，“不可胜纪”。这些使者大多“多暴横无礼”，在长安城中横冲直撞，对大唐朝廷毫无敬畏之心，仿佛这里是他们的囊中之物。李渊父子深以为耻，他们意识到，这种屈辱的局面必须尽快改变。而刘文静也因此陷入了困境。刘文静与李世民关系甚是亲近，两人在起兵之初就并肩作战，情谊深厚。然而，李建成见有机可乘，便向李渊提议诛杀刘文静，试图借此削弱李世民的势力。李渊在复杂的局势和兄弟之间的权力争斗中，最终做出了杀掉刘文静的决定。这一决定不仅让李世民对李建成心生怨恨，也让兄弟之间的矛盾在权力的争斗中逐渐加深，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。

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，刚刚登上皇位，突厥大军便借此机会发动了对长安的闪击。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亲自率领二十万精锐骑兵，长驱直入，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，迅速进至长安附近渭水桥边。消息传入京城，百姓们惊恐万分，街头巷尾一片混乱，整个长安城为之震动。人们惊慌失措，纷纷猜测大唐王朝的命运将何去何从。

颉利可汗派大将执失思力为使者入城。执失思力气焰嚣张，他骑着高头大马，耀武扬威地来到唐太宗李世民面前，大声说道：“二可汗总兵百万，今已至矣！”他试图以此来吓唬新登基的唐太宗，让他乖乖投降，交出财宝和土地。然而，李世民毫不惧怕，他的目光如利剑般直视执失思力，冷冷地说道：“突厥与大唐曾有盟约，为何背信弃义，无端挑起战火？”他犀利地驳斥了突厥的无理行径，言辞中透露出坚定与威严。

执失思力被李世民的话噎得无言以对，恼羞成怒之际，竟想行凶。李世民见状，果断下令，将执失思力扣押。随后，他单刀赴会，只带六骑来到渭水桥边，与颉利可汗隔水相望。李世民神色严峻，他严厉地谴责突厥背信弃义、挑起战火的行为，声音在渭水河谷中回荡，充满了正义与力量。颉利可汗见使者去而未回，李世民又轻骑独出，以为唐军早有准备，生怕中了请君入瓮之计，心中不禁有些慌乱。

此时，突厥大小部落首领也纷纷被唐太宗的惊人勇气所折服。他们看到李世民如此不惧强敌，心中不禁生出敬畏之情，纷纷下马遥拜。李世民趁机广施财物，将这些财物一一分发给各突厥首领。众首领得了好处，又见唐军气势不凡，皆无心恋战。第二天，颉利与李世民在渭水桥重申盟约，在大唐付出了众多财物后，突厥军队终于退兵。

其时，李积出任并州都督，已经前往并州赴任。留在长安的尉迟恭、秦琼等诸将，个个都是骁勇善战之辈。他们看到突厥大军远道而来，补给必定十分困难，难以持久作战，于是一致认为应该坚守城池，与突厥决一死战。然而，唐太宗李世民却有着更为深远的考量。他深知，此时一旦与突厥主力开战，固然有可能取得胜利，但必然会有大量的人员伤亡，消耗巨大的国力。而且，即使此战得胜，也不能一下彻底解决突厥问题。突厥的根基深厚，在北方草原经营多年，若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势力，日后必然会卷土重来。

于是，他决定先休兵求和，施以小惠。这么做，一方面可以让突厥贵族因得利而得意忘形，放松对唐军的警惕，从而放松战备；另一方面，也能麻痹突厥内部的将领和士兵，分化他们的力量，为日后彻底消灭突厥势力创造有利条件。

唐太宗的这一决策，展现了他作为一代君王的雄才大略和长远眼光。他的目光，不仅仅局限于当下的战局，更是着眼于大唐的长治久安。他深知，战争只是手段，而和平与稳定才是国家的根本。通过这次巧妙的外交与军事策略的结合，大唐王朝不仅暂时化解了突厥的威胁，更为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