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振镛刚要应诺，忽见值房太监捧来陕西八百里加急，黄绫上粘着片信天游歌词抄本，字迹歪扭却带着股野劲：“麦苗青（qing），牛儿耕（gēng），认得‘丰’字心不慌（huāng）……”嘉庆帝抚掌而笑，忽觉这带着土腥味的句子，比任何治世名言都来得实在。

嘉庆二十年春

正月刚过，王大栓的驼队便踏上了西去的驿道。车架上载着三百具“官话八音盒”，盒身用天山雪松木制成，琴弦是雪蚕丝混着福建竹篾，轻轻一拨，便能发出“天、地、人、和”的官话谐音——这是他融合南北匠艺的新作，每个八音盒里还刻着当地谚语，譬如给新疆的盒子刻着“坎儿井水清（qing），认得字儿明（ming）”，维汉两种文字并列，像交缠的葡萄藤与竹枝。

与此同时，紫禁城的《嘉庆会典·劝学篇》正式颁行，其中“过渡教育法”条文明晰：“凡方言区，先以其俗谚注官音，再以官音统其字；设留声筒于市集，置识字绣于工坊，制对照扇于驿道，使百姓知官话非异语，乃天下共通之音。”礼部衙门正忙着将这些条文译成蒙、藏、维等文字，随官话推广队发往边疆。

春分那日，嘉庆帝登上午门城楼，见南下的官话推广队正穿过金水桥，为首的旗手举着“四海同音”的杏黄旗，旗边绣着各省代表器物：直隶的竹篾、江苏的丝绸、陕西的羊皮筏……忽然想起十年前在数据房画下的“语言光谱图”，那时只道方言是政令通达的阻碍，如今却明白，官话若想在九州生根，须借方言的水土滋养。

雪化后的紫禁城泛着青灰色，远处传来孩童的读书声，细辨竟是混合着江南腔与直隶调的《三字经》：“人之初（cu），性本善（shǎn）……”嘉庆帝忽然笑了，这并不标准的官话，听来却比任何雅乐都更动人——当陕北窑洞的老妇人能在信里画“田”字，当苏州织娘能在锦缎上绣自己的名字，当伊犁的哈萨克牧民能看懂朝廷的畜牧条例，这个庞大帝国的每寸土地，才算真正有了共同的肌理。

暮春的风掠过午门檐角，檐下铜铃叮咚作响，仿佛千万个识字的声音在汇聚。嘉庆帝望着东南方向，那里的直隶平原上，麦苗正抽出新穗，就像无数个“丰”字在绿色的海洋里生长——这是比任何数据都更鲜活的治世图景，由无数匠人、百姓用竹篾笔、绣针、琴弦，在帝国的版图上，一笔一画地写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