暮色漫进窗棂时，算学馆官员抱着新绘的“直隶水灾赈济分布图”疾步赶来，却见皇帝已靠在紫檀椅上，右手还虚握着笔，指向《会典》中“以数治天下”的御笔题字。曹振镛凑近，看见末页空白处有行歪斜的小字：“治疆者，当知赋税如流水，过刚则决，过柔则滞”——这正是皇帝常对边疆大臣说的“弹性之道”。

亥初刻，嘉庆帝在松涛阁龙御归天，手中紧攥着半张泛黄的纸页，上面是十年前江南织造局的密报。随侍在侧的军机章京认出，那是皇帝当年批复“器用可换，数据不可轻授”的手札残片。

次月灵柩返京，途经直隶时，当地官员捧来最新的“民生安全度”竹简。曹振镛扫过简上数字：保定府七十八，河间府七十一，较嘉庆十年分别提升十九度与十五度。这些用红笔圈点的数字，正是皇帝用十五年时间在直隶推行的“灾荒预警分级制”成果。

十年后，道光帝在养心殿翻到父亲遗留的《南洋水文数据图》，图上用蝇头小楷注着：“红毛夷蒸汽舰吃水两丈三尺，闽浙礁滩浅出一丈五尺处可设暗桩”。想起《嘉庆会典》中“海疆数据当分刚柔”的批注，他忽然明白，当年父亲坚持测绘全国水文数据，并非耽于数字，而是要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与帝国的海疆之间，找到那道“可进可退的光谱”。

承德的松子落在数据房的青瓦上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嘉庆帝留下的铜制算盘仍在算学馆使用，算珠间的满汉数字见证着一个时代的治世理想：当帝国的舵手试图用数字丈量天下，那些被精心计算的百分比与曲线，最终化作史书中的吉光片羽，却在不经意间，让后世君臣懂得——所谓治世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决断，而是在刚柔之间，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