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庆帝命人取来《西藏善后经济草案》，每一条款皆附数据说明：“‘茶马互市新例’附历年易马数与银价对比；‘商上赋税则例’附寺院与民户的草场、赋税比例。”他特别指出“民生岁报”的设计：“今后西藏每年报来茶叶、马匹、青稞数目，朕必亲自校勘，让两地商民，同算一本账。”

是夜，班禅六世在西黄寺翻阅《西藏商路纪略》，见“打箭炉互市”部分详细记录着“汉商入藏需持‘数据文牒’，注明货物种类、数量、纳税额”，甚至每包茶叶的封装规格都有规定。“大清皇上治边，非凭兵威，乃以算珠为秤，以黄册为绳，”他对随行商官道，“如此，藏地茶马可通，银钱可流，民生可安。”

嘉庆帝在养心殿核对《西藏关税表》，见“羊毛、硼砂等藏货入关税率”较乾隆朝降低两成，“此乃以利引商，以商便民。”他想起和珅私账中“西藏朝贡”的虚冒条目，如今用数据透明化贸易，正是要让边贸利润惠及百姓，而非中饱私囊。

雪停月升时，保和殿的“藏汉贸易碑”已刻成，正面用汉藏文刻着双轨互市的具体数目，背面凿刻着“寺院赋税等差”的详细规定。嘉庆帝亲手在碑额描金，“利通藏汉”四个大字下，隐隐可见算珠与转经筒的暗纹——这是他特意设计的符号，让经济治理与民生福祉在此处浑然一体。

班禅六世离京那日，嘉庆帝将《西藏民生黄册》副本赠予，册尾新添的“嘉庆五年贸易新规”页上，汉藏贸易的算珠图旁，盖着“皇帝之宝”与“班禅之印”的骑缝章。当鎏金座轿消失在长安街尽头，嘉庆帝知道，这场以数据为绳的经济治理，已将中央与西藏的商路，牢牢系在了一本本可查可验的黄册上，系在了一颗颗公平计算的算珠上——正如雅鲁藏布江的流水，在数据的导引下，终将润泽两岸的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