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入麻尾

1996年，我被单位派往黔南独山的麻尾小镇挂职扶贫。麻尾，地处贵州通往广西的要道，有着贵州南大门之称，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古老集镇。这里虽小，却因抗战末期日军的进犯而略有名声。

初到麻尾，细雨奇冷。县政府派人派车将我们送达，镇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们早已等候。县委组织部的同志把我们一一介绍后，我们被安排住在兵站内的“南门宾馆”，接着便是接风洗尘的饭局。从州里到县里，再到镇里，一路吃来，我仿佛在这“吃文化”中叩开了中国社会基层生活的大门。

第二天，我随镇长前往一个叫“尧拉”的村子考察。村子原是瑶人居住，如今住的全是布依族人。镇长布置烤烟和包谷的种植任务，我也由此开启了人类学田野考察。可在与农民和干部的交流中，我发现了“强制性扶贫”的问题，政府的单向指导让农民利益受损，还失去了对科学和政府的信赖。干部们在指导农民生产时的尴尬与滑稽，更让我意识到要虚心向农民学习，他们才是生活的大师小镇百态

在麻尾的日子，我目睹了小镇的诸多现象。赶场时，街上热闹拥挤，卖猫狗、卖菜、打台球、放录像的应有尽有，口音杂七杂八，尽显两省交界的独特景象。运输车辆往来，物资流通看似不错，可深入了解后，却发现基层工作存在诸多问题。

计划生育工作难搞，干部方法不当，对政策吃透不够，还存在大量钉子户，甚至部分是领导亲戚。镇里开会节奏缓慢，讨论多无实质性结果。干部们迎来送往，吃喝之风盛行。我曾听闻经济学家估算政府每年用于吃喝的费用惊人，在麻尾，我也切实感受到了这种风气。镇政府授予我签单吃饭的权力，虽我未用，但这背后反映的权力与欲望的关系，让我深思。

我还接触到南寨的莫xx一家。莫原是土改干部，妻子曾是乡妇联干部，后因生活困难回家务农。大儿子被镇干部误认为“车匪路霸”，大儿媳两年前被逼死，镇派出所干部却因镇领导包庇未妥善处理此事，一家人生活在阴影中。在与他们的交谈中，我看到了基层一些干部的不作为和对民众的伤害。

扶贫之艰